​“21个房思琪的血泪控诉”：权势性侵受害者

“21个房思琪的血泪控诉”：权势性侵受害者

策划、撰文 / Alex、淼淼、亓井

编辑 / KY主创们

前两天，「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的文章登上热搜。在文章中，21位北电学生联名举报，某知名艺考机构校长杜英哲，曾性侵多名学生和员工。

其中一位当事人r写道，杜某曾在集训期间，以指导服装为名，强行解开她的衬衫，对她进行了性侵犯。

当事人称，15年来，受害者不计其数。最早的受害者可以追溯到07年，而受害者中大多数是未成年。其中，有一个03年的小女孩，17岁被诱奸怀孕，辍学，18岁诞下杜某的孩子。

杜某私底下还和她炫耀，说他睡过上百名学生，是电影界的“教父”。

近几年，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权力高位者通过滥用权力使自己在“性”上获益。心理学家Keltner曾说，“当你给人们以权力，他们就会表现得像疯子。”

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聊聊「权势性侵」这件事。

「Sexual assault is all about power.

（性侵本质上都与权力有关）」

什么是权势性侵？

根据维基百科调查显示，有51%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由具有监管性角色（supervisor）（老师、家长、上级等）性质的人所实施的，而监管性角色本质上都被赋予了某种权力。也就是说，性侵（sexual assault）会频繁发生在权力不对等（asymmetrical power）的关系中。

而「权势性侵」就是指那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的“性”（郭晉吾, 2017），其中包括言语层面的性挑逗、强迫进行肢体接触、强迫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等。

权势性侵的根源是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通过性暴力将受害者变为权力的客体，从而使施暴者的权力得以施展（Blay, 2017; Yonack, 2017）。

精神分析师Yonack（2017）指出，当弱势一方有所求，无论是工作、还是好成绩、升学的机会等等，能够实现这些需求的另一方便拥有了“权力”。而在本次艺考事件中，“给予专业指导”“更好的升学机会”等借口便是权力上位者能够肆无忌惮侵犯受害者的理由。

比起一般的性侵，权势性侵的受害者通常面临着更严重的心理困扰，比如：

更加混乱的创伤体验（trauma）——因为“诱捕”的行为看起来那么“友好”，以至于后来对与施暴者同属的群体（比如男性、长辈、老师）感知混乱，对性的体验感到困惑、愧疚和羞耻。

污名化（stigma）——社会对于受害者存在一种“完美受害者”假想。一旦受害者不符合这种假想，就会被认为是「活该」。

背叛与不安全（betrayed）——受害者会经历信任的覆灭，对“伤害”与“爱”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尤其是对未成年受害者来说）。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对施暴者产生依赖和情感，甚至会强迫自己认为爱上了施暴者。

 “当权力介入，

我们的性同意

就会完全丧失自主性”

社会学家Weber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的高低就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对方的抗拒的影响，向对方贯彻实施自身的意志（the probability that one actor within a social relationship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carry out his own will despite resistance）。显然，心怀不轨的权力上位者在强迫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过程中获得的压倒性快感，是在其它知情同意的性关系中无法获得的。

很多研究者认为，当权力介入，人们的知情同意就会丧失其自主性。也就是说，权力也可以成为暴力的一种。你究竟是爱上了对方，还是受到了权力的诱惑或威胁？很多时候可能自己都不会明白。大量案例显示，哪怕曾经在权力关系中自以为“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人，也会在脱离权力关系后，为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所以在大多数国家，任何可能存在的“用权力换取性利益”的事件都会被定义为性犯罪。

而即使在事件被曝光之后，这种权力的不对等依然会发挥作用，权力上位者有更大的能力把控“声音（voice）”，甚至抹杀受害人的真实感受，决定事件的定义。心理学家Judith Herman说：“加害者权势越大，他定义事实的特权就越大，他的论点就越占上风。”没有脱离讲述的事实，所有的事实都是被声音定义的。

例如，在这次性侵事件曝光之后，杜某在私下立刻以带有压迫性的的口吻私信当事人。因为在他眼里，他始终是有权力来定义什么是「事实」的那个人，这正是权力差值存在的又一次证明。

 “你为什么不拼命反抗？” 

其实在被侵犯的那一刻，

僵住（freeze）是更常见的反应

事实上，权势性侵的受害者面临的是更严苛的责问——“你为什么不说不？”“你有拼命反抗吗？”“你没有拼命反抗，说明你就是自愿的”。在此我们要再次声明上述观点：权力作用下，人们会失去真正自主的判断能力，在权力威胁下的顺从不等于知情同意、更不等于自愿。

此外，即便在那些不是权势作用下的性侵中，受害人也常常表现出“僵住/冻住”的反应。在我们的既往认知中，在面对对方企图强迫发生肢体接触时，迅速地、拼命地做出反抗是一个受害者所必须作出的反应。

但事实是，心理学家Haskell和Randall（2019）通过对性侵受害者的调查发现，在性侵发生的那一刻，立刻逃跑或反抗（flight or fight）其实并不常见，而更常见的反应是——僵在原地（freeze）。「性侵」，了解当性侵发生后，被害者会出现哪些主体感受和反应。）

这是因为，在被侵犯的那一刻，被害者会瞬间被恐惧、震惊、不相信等各种负面情绪所吞噬。尤其是在权势作用下的性侵场景中，施暴者有可能是一个自己尊敬的、信任的人，在恐惧、震惊之外，受害者还会产生“被背叛”等极端感受。

而当这一系列极端的负面情绪压倒性地袭来，心跳和血压都会出现大幅下降。受害者会在短时间内失去决策能力，陷入意识层面的瘫痪状态（paralyzed），同时丧失行动能力（immobility）——因此无法做出那些受害者有罪论的人想象中的拼命挣扎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多女孩们

集结起来才敢发声？

此次艺考事件，和之前的me too运动都让我们看到，需要如此多的受害者集体在场，事实才能被揭露。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那么多人重复同一个故事，才能让罪行浮出水面，才能形成一个足够有力的、能被我们所看到的「指证」，而不会被人认为是“仙人跳”、明明当初是自愿却在如今为了获得好处而改口？

很多人都很难相信在权力关系不平等下，通过各种手段达成的性侵，也很难真的想象到受害者的无力。当只有一个权势性侵的受害人站出来发声时，ta需要面对比其他性侵受害者更多的质疑，人们会更容易猜测ta曾经是为了攀附权力而自愿付出身体。

而面对权势高位者，受害人面临的恐惧感更强烈，且并不会随着性侵结束而停止。因为位高权重者有能力操纵各种力量和资源，会影响到受害人的学业、工作、名誉、家庭等等方面的处境。

所以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更不容易拥有发声的勇气，因为发声意味着被威胁、被侮辱、被反复凝视，而这些风险对她们造成的伤害有时甚至大于性侵本身。

这次「艺考事件」的其中一位受害者写到：“性侵犯对受害者的残害是绵延而又猛烈的。”我们作为旁观者，能做的就是为受害者发声，给到权势者舆论的压力，为“资源和权力被操纵”制造哪怕只是微小的障碍。

只有当权势性侵成为公共话题，不断被讨论、被思考，我们才有可能让权势者忌惮、慎行。

我原谅了他，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你们不能原谅他，因为这样其他女孩子才能活得下去。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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